在民國如何追星影迷完全修煉手冊

作者|謝明宏

|李春暉

飯圈的強勢崛起，一直被認為和當下的互聯娛樂、社交環境互為因果。撕逼、控評、鎖場、捆綁、番位、產出……各種飯圈套路讓人眼花繚亂。

但所謂日光之下并無新事，捧偶像的行為古已有之，而民國最為盛行。

當時的人們是如何追星的？對今天的娛樂業有何啟示？在媒體相對落后的年代，如何獲得愛豆的第一手通告訊息？飯圈也會爆發大規模撕逼嗎？是否也在上演爭番位、蹭熱度、搶資源的火辣戲碼？

基于此，硬糖君在春節期間推出《在民國如何追星？》系列文。你會發現，“追星”那些事兒，時隔一百年，壓根沒有實質變化。以史為鑒，這份民國影迷修煉手冊你值得擁有。

早期民國市民娛樂主要為戲曲、茶館、公園等方面。作為一種新鮮、革命性形式，電影的到來，顯示出其與傳統娛樂的殊異之處，立刻風靡全國。而從“戲迷”到“影迷”的身份轉變，更夾雜著傳統與現代的交鋒。

如今的影迷撕番位、追路演、寫影評，80年前的民國影迷，如何參與民國豆瓣、如何打造民國影迷會，而其手撕愛豆經濟公司，那也是毫不含糊。

混飯圈混進娛樂圈

民國影迷，和今天一樣，既有數量廣大但只是在家默默萌著的“散粉”。也有混飯圈，組織活動，血雨腥風的核心粉絲。當民國影星擁有了大批影迷，這些影迷自然也要形成組織，以合力之勢，彰顯出自身的存在和價值。

僅在1924年，便有多家“電影研究社”成立。其中，以程漁舟、劉孚舟、秦夢覺等人發起成立的小小電影研究社最為知名。

和今天的飯圈一樣，民國影迷會也有自己的準入門檻，要求成員身體力行的愛。小小電影研究社入會費每人一元，社址位于閘北恒豐路，活動時間為每晚 7—9點。這家電影研究社的歷史并不算長，但追隨者曾達三百余人，主要是些熱衷銀幕生活的青年人。

初期，研究社的晚間活動由商務影片部的汪福慶授課，后來又應社員們要求，嘗試編寫劇本、實地排練。第一個劇目就是《上海花》。

1925年，經介紹，研究社成員曹元愷進入商務影片部。當商務影片部拍攝影片《上海花》時，演員悉用研究社同人。研究社成員不僅過了一把“玩電影”的癮，還賺得些許外快，所得薪資留作研究社經費。

作為影迷的曹元愷，則因主演《上海花》步人影壇，他曾任《武松殺嫂》的編劇，還為《歌場奇緣》寫過幕表說明。

《歌場奇緣》

曹元愷可謂借助飯圈步入娛樂圈的一位代表。時至今天，飯圈高層進入娛樂圈從事經紀相關工作的不少，真正走上臺前的，還真沒聽說過。

在今天，豆瓣評分幾乎被視作影片命脈，口碑一點風吹草動，往往影響整個票房走勢。在民國，雖然不能如互聯這般便利，但同樣存在著影片評分機制。

彼時，相關雜志會組織影迷參與影片的評分活動。比如《電影雜志》從1925年的第11期起舉行“中國國產影片評選打分”的活動，將各電影公司攝制的30部有代表性的影片公布在刊物上，請讀者評選打分。

1930 年，《中國攝影學會畫報》成立了“觀影同志會”，吸引許多影迷加入，要求發表觀影意見，引導觀眾作出選擇。對于成立這一組織的動機，雜志予以說明：

“上海的影戲院，太沒有道德，每把看的影片，鼓吹得天花亂墜，害得愛觀電影的同志們，把快樂的光陰、有用的金錢暗地里拋棄了。

我們有鑒于此，有鑒于彼，不忍心再把光陰和金錢，作他們欺人的試驗品，所以邀集了許多同志，組織這個觀影同志會。我們預備在每一張影片未公映之前，或是在既放映之后，把派代表他的片格簡括宣布出來，使后之來者不致于上了沒道德的影戲院的當。”

這主旨、這模式，妥妥就是民國豆瓣啊！而“觀影同志會”的主要目的就是為粉絲“杜絕爛片”。

30年代初，日本侵華引發民眾強烈的愛國意識，觀眾向《影戲生活》雜志寄來數量多達600多封的信件，批評和呼吁各電影制片公司組織拍攝抗日題材的電影，甚至要求成立“抗日反帝電影指導社”，協助電影公司搜集抗日反帝材料，以供各公司創作電影劇本時使用和參考。

從單純喜歡電影和明星，再到為電影評分、成立影迷組織，甚至參與社會公共事件并對電影和明星提出符合社會道義的要求，這正是是民國粉絲自我意識的覺醒之路。粉絲對娛樂圈的參與度日漸增高，他們并非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參與到整個娛樂產業鏈中去。

愛豆搞慈善，粉絲來監督

徐來，作為三十年代的當紅女星，在明星影片公司中的地位僅次于胡蝶，是老板張石川著力宣傳和重點培養的明星。與胡蝶被稱為“電影皇后”類似，徐來的名號則是“東方標準美人”。

1935年入夏后，“長江時漲時落，險象環生，黃河水勢兇惡，堤決城淹”。一江一河，全國南北，同時爆發特大洪災。為此，上海各界積極舉辦各省水災籌款助賑救濟活動。在此之際，“東方標準美人徐來加冠盛典籌備會”定于在靜安寺路大華路維也納花園舞廳舉行加冠典禮。

但舉辦此次典禮的實際目的，并非在于助賑。“據諳內幕者言，維也納舞廳，自大都會開幕后，營業頓受影響，乃有噱頭朋友發起舉行歌舞燈彩大會，以徐來為此中主角，籍資號召，惟因缺乏相當名義，遂有人主張可稱為標準美人加冕典禮”，“因加冕二字，用之亦不甚妥當，復改稱為加冠”。

慈善晚會被粉絲認為有詐捐之嫌，廣告刊發后，各報紙群起攻擊，口誅筆伐，并有陳蕙英等十余名婦女聯名呈請婦女協會要求取締。

時至今日，詐捐、勸捐或捐得不夠，仍是飯圈的刀槍和匕首，是對家撕逼的道德制高點。每個明星是否足夠“有愛心”，是否及時對社會事件發聲，都被一堆人拿著放大鏡觀察，發著微博反復@。硬糖君雖覺有時過于苛責，但也算是一種社會監督機制吧。

當時，上海婦女協進會向社會局呈請禁止書中言：“竊查黎錦暉徐來等際此千萬災黎嗷嗷待救之時，利用助賑美名，招搖于世

社會局知曉后，發布令文，認為“會名既屬不倫，又無負責之發起人，已屬不合，且據報關于所謂典禮備辦衣飾用具均窮極奢華，靡費甚巨，是該會門票收入余款作為充賑，為數究有幾何，該會此舉顯系混淆社會觀聽，殊與風化有關，自不容假借助賑名義，以資掩飾”。

一時間，徐來成為眾矢之的。面對“加冠”風波和社會指責，此前聲稱“既往不咎，何必重提，問心無愧，無庸表白”的徐來，進行了一次危機公關。她在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表“加冠”》的文章，將舉行加冠典禮的動機和事變的由來詳述“洗白”一番。

但和現在一樣，長篇大論的自我洗白只會激起影迷和路人的更多反感。“加冠”之事最終成為徐來從影以來的污點和民間笑談，“也是太要出風頭，虛榮心太重吧！”

此后，徐來的從影生涯開始走向下坡路。恰好徐來與明星影片公司的合同在1935年8月到期，合同期滿之后，不再續訂。

地位岌岌可危的徐來，逐漸為明星公司所棄，就在次年的《時代電影》雜志上，刊登了幾張徐來的圖片，標題為“明日黃花之徐來女士”。后來，徐來與丈夫黎明暉離婚，嫁給國民黨軍官唐生明，完全脫離電影界。

徐來“加冠”事件，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輿論和粉絲的譴責，還是基于全國爆發水災的特殊背景。要說起來，徐來事件和當年國內某一線女星的“詐捐門”，有太多相似之處。由此可見，當時的影迷不僅癡迷于電影和明星，更看重自己的社會身份，以及社會。與此同時，他們也要求明星和他們站在同一立場。

明星事件推動社會觀念

1935年3月8日凌晨，正是國際婦女節，家住新閘路沁園邨九號寓所的阮玲玉，將三瓶安神樂片（共計三十片之多）全部吞掉，別有意味地選擇在這個日子離別人世。

阮玲玉的自殺，也印證了這位女明星在中國電影界的重要地位。在3月9日當天，“前往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要求瞻仰遺容者，已不下數千人，十日為星期日自晨至午寂寞凄清之膠州路上，竟成肩磨踵接之象”，“惟自十一時起以至傍晚，治喪處輪流派人檢點人數，計已達一萬七千人”，“兩日前往瞻慕遺容者不下六萬人”。

據統計，前來瞻仰遺容者，三天內達到 10萬人，送葬群眾有30萬人。在這些憑吊的影迷中，青年男女學生又占了大多數。

甚至有影迷因為難以承受而選擇輕生。單是阮玲玉自殺當天，上海至少有五名少女選擇自殺，而留下的遺書也是大同小異——“阮玲玉死了，我們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此外，上海電影戲劇研究社的臨時演員項福珍女士，驚聞噩耗后，吞食鴉片自盡；紹興的夏陳氏，最為崇拜阮玲玉，在專程瞻仰遺容之后，購得毒藥，和水吞掉；杭州聯華影戲院女招待張英美，得悉消息后，服毒自盡。粉絲在同時段內的接連自殺，這應該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首次。

影迷愛得狂熱，但必須承認，明星的死亡，影迷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參與者。誠然，媒體是負面的制造者，但真正將其形成廣泛輿論、并對明星構成強烈心理壓力的，還是大眾。

上海《民報》的一篇文章直陳“阮玲玉女士的死，不是自殺，分明是被殺的”，“手槍也許是 XXX的訴狀，和 XXX的欺騙；然而動手放的，真正的劊子手，卻是中國的不長進的影迷。”

所幸，深受自殺事件觸動的影迷們，特別是眾多的女性影迷，開始有所“長進”。因為這起事件，影迷們已經知道，“女人到現在還是封建勢力下的囚徒”，一個女影迷為此發聲，若是阮玲玉“沒有封建意識的頭腦，她就不至于會覺得那種人言的可畏呀！”

當時聯華影業打算為阮玲玉塑鑄銅像，有影迷就提出意見，認為阮玲玉的忠實的觀眾，應當“集合起來替他鑄銅像的，因為阮玲玉是全體觀眾的，不是僅僅屬于聯華方面”。說到底，還是覺得聯華對阮玲玉的死也要負一定的，大概就是手撕愛豆經紀公司的雛形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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