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倫多尋覓海明威的蹤影

多倫多安大略湖邊央街1號，開啟了海明威早年生涯的《多倫多星報》大樓。

Yonge Street （央街）是多倫多最知名的一條街道。1998年之前，它也是世界上最長的街道，從多倫多市的安大略湖畔一直延伸到安省的雨河和明尼蘇達州美加邊境的瀑布。街的起始處，有一棟屹立湖邊的舊樓“One Yonge Street”，深褐色外墻，仿佛浸透北國的雨雪。幾年前路過時驚鴻一瞥，大廈頂端的“Toronto Star”（多倫多星報）迎面撲來，我不由在心里叫了一聲：原來你在這里！

讀過一些海明威生平，或者就那本《流動的盛宴》吧，都會記得《多倫多星報》。20年代初，海明威正是以這家報紙駐歐的身份旅居巴黎。

再次來到多倫多時，所住公寓“12 Yonge Street” 竟然就在星報大廈對面。雖然知道星報是在70年代才搬來現址，然而每晚，“Toronto Star”幽藍的光從百葉窗的縫隙涌入臥室，半夜醒來和它對視，還是感到一種無聲的暗示。

沒想動尋覓后的發現，還饒有意義。

上世紀20年代，海明威曾兩度旅居多倫多。

1920年的多倫多干凈明亮，城市的清教徒聲譽，讓它在精神方面干凈到貧瘠。然而就在這里，這位偉大的作家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

林赫斯特街153號，海明威首次到多倫多時住的拉爾夫?康諾伯家大宅，白色英式建筑仍然低調優雅。

海明威和多倫多的關系從一場演講開始。1919年7月，一戰期間在意大利駕駛紅十字會救護車遭炮彈炸傷的海明威，由米蘭療愈回到美國，應邀在密歇根佩托斯基的婦援會分享他的經歷。擅長講故事的海明威，特地定制了一套軍官制服和帥氣斗篷，聲情并茂，把自己的戰地故事演繹得跌宕起伏。

演講會的聽眾中，有一位富商太太哈麗特?康諾伯。她的丈夫拉爾夫?康諾伯是跨國連鎖平價商店“伍爾沃斯”加拿大區的老板。在度假的哈麗特被海明威的演講深深感動，覺得他在養傷過程中的堅毅和勇氣可以鼓勵自己病弱的兒子。于是演講結束后，她問海明威，能否請他在她和丈夫冬季去南方度假時待在他們多倫多的家里，擔任小拉爾夫的看護人和老師。正在探尋工作機會的海明威欣然應允。

大雪紛飛的冬天，他來到森林邊的舒適大宅，并通過老拉爾夫的人脈關系，認識了多倫多星報的約翰?波恩。

在星報的工作前景讓海明威興奮，對照顧小拉爾夫他不熱衷，大部分時間專注給星報寫稿。他以文學手法寫故事，兩個月后“海明威風格”雛形開始顯現：一些文章像他后來的短篇小說那樣語言簡潔，主要由對話組成，而不是主動說出或直接描述主人公的想法感覺。雖然這種稱為 “冰山理論”的敘事手法，直到1932年寫作《午后之死》時他才正式闡述。

1920年5月，海明威完成與哈麗特的合約回到美國，仍繼續為多倫多星報供稿。后來他在芝加哥愛上了大他九歲、紅發白膚的哈德莉?里查森。1920年11月，他這樣比較野性繁華的芝加哥和安靜的多倫多：“現在芝加哥犯罪猖獗，多倫多卻不是。多倫多擁有世界上最有力的，組織有效的團隊精神。 ”

年輕時的海明威，以及第一任妻子哈德莉

從《流動的盛宴》和其他記述里我們知道，1921年秋海明威和海德莉結婚后本想前往羅馬，但他尊敬的文學指路人、《小城畸人》作者舍伍德?安德森的一句話讓他們改變主意去了巴黎。當然還要加上海德莉從舅舅那里得到的一筆8000美元遺產，否則兩人根本沒有盤纏。在巴黎的經濟來源，除了海德莉的2000美元年金，多倫多星報的稿酬不可或缺。星報頻繁地將海明威派往歐洲各地，他在熱亞那報道國際經濟會議時，結識了不少后來給他幫助的，也為了報道“希土沖突”前往其時骯臟混亂的伊斯坦布爾，在那里染上瘧疾發高燒瘦了10公斤。（深愛他的哈德莉還因他不愿拒絕星報指示去土耳其出差，而與其“冷戰”。）采訪日內瓦和洛桑國際會議的群里，也可見到這個英俊的年輕男子。

在“美得令人心痛”的花都，海明威結交了格特魯德?斯坦因、詹姆斯?喬伊斯、史考特?菲茲杰拉德 還有那時代的文學燈塔艾茲拉

1923年9月初，海明威夫婦抵達魁北克，船還沒靠岸，他已經對離開巴黎大感后悔，甚至不想登陸。 雖然他在蒙特利爾下船就收到了友善的約翰?波恩的信函，歡迎他來到加拿大。在多倫多暫住的小旅館里他寫信給龐德：“已經不能更糟糕了，你無法想象 我5天沒有喝酒了 我們到了一個非常適合生孩子的地方，因為他們沒有其他事情可做。”

與愉快的第一次相比，這一趟來到多倫多似很糟糕。9月10日海明威到報社報到后發現，他的直屬上司并非波恩而是星報的助理主編哈利?漢德瑪戎，后者的龐大體型以及言辭行徑都讓人感到壓迫。見面當下，漢德瑪戎就認定海明威是個傲慢的急性子，必須挫挫他的銳氣，當晚即派他坐火車五六個小時去金斯頓報道囚犯越獄事件，幾天后又讓他奔波到比金斯頓路程更遠一倍的薩德伯里隕石坑采訪。不要說安頓新家，連妻子找的公寓海明威都沒有時間去看一眼。

巴舍斯特街1599號海明威一家住過的公寓，被命名為“海明威1599”。門邊的銘牌有年海明威在此居住的簡述。

在這個強勢而充滿偏見的上司手下，海明威常一天工作18小時。妻子隨時會生產，上司仍將他派往外地出差，海明威因此錯過了長子的出生。他在邦比誕生的隔天早上，才氣喘吁吁趕到醫院，海德莉已在給孩子哺乳。原來，那天哈麗特?康諾伯正巧邀海德莉去她家晚餐，用餐時發覺她即將臨產，夫婦倆緊急送她入院。海明威后來寫信給斯坦因說：“我正在火車上和及煤炭大亨開黑穗病會議，孩子出生了。那是凌晨2點，而我離多倫多還有10英里，我真的想弄死我的漢德瑪戎。至少我要告訴他，我永遠不會原諒他。”

海明威和漢德瑪戎大吵一場，因為后者當眾指責他，說他應該先交了稿子才趕去醫院。兩個人都在咆哮，火冒三丈的海明威口不擇言，說了些“足以讓人們議論好幾年的話”。此后，海明威被調到多倫多星報的周報工作，雖然漢德瑪戎不再是頂頭上司，海明威仍時常感覺到他的陰影。寶拉?麥克蓮在“The Paris Wife”（中譯《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里寫，海明威被派去報道多倫多動物園的白孔雀入園儀式，懷疑是漢德瑪戎暗中搞鬼，故意侮辱他的自尊。

寫給龐德的另一封信中，他抱怨星期天不能在多倫多藥店里買糖果， “都他媽是狗屎。”他還寫了兩篇短文《我喜歡美國人》和《我喜歡加拿大人》刊在星報，第二篇是反諷加拿大人的：“他們晚上回家。他們的香煙沒有異味。他們的帽子合適。他們真的相信他們贏了這場戰爭。他們不相信文學。他們認為藝術都是被夸大了。但他們對溜冰很在行。他們中的少數人很富有。但這些有錢人買的馬比汽車多多了”。海明威對加拿大人的看法和當時人們對多倫多及蒙特利爾人的認知類似：樸實、老式、潔癖。當然他偶爾也有好話：“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沒有多倫多如此好的環境和舒適的有軌電車。”

在多倫多，海明威收到了巴黎出版的他第一本書《三個故事和十首詩》，但心情依然低落，覺得來到多倫多是個錯誤。兩個原因讓他決定盡快離開，返回巴黎。繁重的工作讓他疲累煩躁無法思考，覺得自己的文學寫作生涯不再。平淡無奇的加拿大也沒能給他寫小說的靈感。

2015年9月，舍伯恩街592號，海明威第二次到多倫多時住過的小旅館， 首次往后平移。

1923年底，海明威和漢德瑪戎的關系惡化到令他幾近崩潰。在給龐德的信里他說：“貓把它拉屎的地方從浴缸后面轉移了，這也是自由的一個例子。在深夜里我會追尋它糞便的味道，然后用星報來清理貓屎。”

大雪紛飛、寒風強勁，多倫多的冬天似乎永無止盡。1924年元旦以后，海明威夫婦確定嬰兒已可長途旅行，一家人便搭火車先到紐約，接著坐船前往法國。原本想在多倫多待一年的計劃，四個月就結束了。重回巴黎兩年后，海明威憑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一舉成名。

90多年后的秋日，我試圖在多倫多城中捕捉年輕海明威留下的足跡。除了多倫多星報的舊址不復存在，另外三個海明威住過的地方居然留存至今：

第一，林赫斯特街153號，海明威首次到多倫多時住的拉爾夫?康諾伯家大宅，白色英式建筑仍低調優雅。私宅不便打擾，不知里面是否還住著拉爾夫?康諾伯家族的后代。

第二，在熱鬧的舍伯恩街592號找到了海明威夫婦住過的小旅館“塞爾比”——第二次來到多倫多的海明威剛抵埠就在這里寫信向龐德發牢騷。旅館保留了“海明威房間”，直到2014年客人仍可入住。

兩年多前我看到這棟有130多年歷史的朱紅磚墻維多利亞式建筑尚在，前方有工人在掘地三尺，好奇問是否知道海明威曾在此短住，他們點頭說“當然”，并告知塞爾比旅館所在地將建高層公寓，但旅館建筑將向前平移。后來我知道他們說對了一半，為了保留已在上世紀80年代登錄多倫多遺產保護名單的這棟老宅，承建公司不得不兩次移動建筑物。第一次將它后移是要在它原有位置建地下車庫，之后這幢房子再度被移到更靠近人行道的位置，融為公寓空間的一部分。

近日路過舍伯恩街，只見52層高樓已拔地而起，緊貼大廈身前的小樓很是亮眼，腳手架一半尚未拆除，還在進行最后維修。

第三，巴瑟斯特街1599號海明威一家住過的公寓安然無恙，還被命名為“海明威1599”。五層樓房舊得頗有質感，臨街的美麗小花園綠意籠罩。讀過寶拉?麥克蓮的描述：狹長型的公寓房間位于五樓，有個爪腳型浴缸和一張墨菲床，屋子的格局有點怪，臥房局促地擠在廚房和客廳之間。

在公寓大門口和花園里徘徊片刻，門邊，一枚1985年釘上的扁圓形銘牌上寫著：國際知名作家恩內斯特?海明威于1923至1924年在此居住，期間任多倫多星報，結識了作家卡拉漢和辛克萊爾。之后他回到法國開始作家生涯，寫出了《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等經典名作。

（卡拉漢正是隨海明威去了蒙馬特的多倫多作家。他和海明威在巴黎比賽拳擊，裁判還是菲茨杰拉德。）

海明威和多倫多互相照耀嗎？他張揚強烈的性格與這座溫和保守的“好城”格格不入，但多倫多畢竟在他人生和事業中刻下了重要標記：第一次在媒體上發表署名文章（之前他在《堪薩斯城星報》寫稿都不曾署名），與第一任妻子也是一生最愛的女人哈德莉度過一段難忘日子（他幾十年后寫道：“我多希望在還只愛她一個人的時候就死去”），長子的誕生——這些都是在與多倫多的糾纏中完成。

2018年5月，這棟已有130多年歷史的維多利亞式建筑已被移到更靠近人行道的位置。

重要的還有，盡管大文豪晚年不太愿意提起早期的生涯，實際上寫報道的經歷，與他大膽簡練文字風格的形成密不可分。他接受《巴黎評論》的專訪時說：當，“你得學著寫簡單的陳述句，這對誰都有用。工作對年輕作家沒害處，如果能及時跳出，還有好處。”——這無疑來自他的親身體驗：“我當然并不認為寫這類東西是自我毀滅，不過，寫報道過了一定程度，對一個嚴肅的創作型作家來說會成為一種日常的自我毀滅。”

相比海明威滯留的年代，今天的多倫多已變得多元而有活力。加拿大也早已將愛麗絲·門羅、邁克爾·翁達杰、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等引為驕傲，后兩者還是多倫多市民。

即便沒再刻意尋找，我仍然會在漫游中與海明威不期而遇。比如多倫多最早波希米亞飛地杰拉爾德，只剩下幾幢化石般小樓，有人說當年海明威也曾在此出入。我還無意間走進“白菜鎮”社區所屬的農場，這個唯一的城中農場里養著牛羊，是有孩子家庭的喜愛之地。資料顯示，農場的前身為“多倫多動物園”，那不就是“海明威”采訪“白孔雀入園儀式”的地方嗎？

徜徉在海明威走過的街道，望著曾晃動他身影的那些房子，我想起了對海明威充滿崇敬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一篇動人散文里說的：“但凡曾被他擁有的，就讓他賦予了靈魂，在他死后，帶著這種靈魂，單獨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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